法拉的形象让我想起去年看的拉扎罗，他们身上都存在着某种哀恸，那种哀恸映衬出对这个世界的反应.
但比起拉扎罗，我更喜欢法拉这个男人.
他混杂在汹涌的人群中，混杂在人性中，混杂在那些有意无意被隐藏的欲望低鸣中，并保持着一种平静. （实际上，杜蒙的电影总怀有一种平静的神性）跟着他走过他所走过之处，会踩到泥泞，会摔跤，会趴在泥上，又能借着他的眼睛看到栽种且盛开的花，他不怎么说话，感受他所保持的沉默，能听到周边的不安，能听到肮脏，听到那些因恐惧而制止不住喊叫出的嘈杂，同时也能听到他心脏稳定的跳动，坚韧，锋利，何其高贵. 凭借他的介入，世界被描述，在这鲜明的对比中，我一时竟想怜惜地抚摸他的脸庞，可是我能吗？现在，这想法是愈发逼我羞愧起来了. 我不过是恶世之一，而他却早已超越了啊，这才是我理应看到的事实，不是吗？古老的“道路”母题之下的第三世界寓言，充满着大量的隐喻. 如果说，在现代性的规划中，教师／知识分子被派定为一个重要的角色——现代文明的启蒙者、文化的播种者，我们将看到在影片中的两位教师反倒更像是某种穿村走巷、沿途叫卖“知识”的“小贩”，并“堕落”成乞食者. 另外，除去赛义德临时新房中的一幕，黑板这一负载着现代教育的内涵并充当着现代教育的象征的能指，则无时无刻不充满着荒诞感，呈现在一个不断被转移其功用、丧失其所指的过程之中：担架、掩体、彩礼、离婚赔偿、夹板……如果说教育、教师、黑板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力量和意义，许诺着对愚昧、贫穷中的人们的拯救，那么也正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灾难（两伊战争），毁灭着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可能. 《冰雪大围捕》的寓言由此成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神话极为辛辣的反讽，对现代性话语自身的质询.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一场当街持枪杀人案掀起轩然大波，刑侦支队长周宇桐和徒弟王峰几经追查锁定职业杀手，实施抓捕之际，雇凶杀人的范家两兄弟不惜铤而走险，设计大爆炸来杀人灭口，王峰在行动中不幸牺牲，凶残嫌犯却杀人劫车，试图穿越林海雪原出境. 来不及悲痛的周宇桐怒火追凶，身受重伤却坚持咬紧不放，在零下30度的极端严寒中与悍匪范巨友展开了殊死搏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