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1794—1799年：反击与妥协
1791年10月，制宪议会解散，新成立的立法议会忙于现实问题，革命话语虽未改变敬仰卢梭的基本方向，随后主政的雅各宾派也仍以之为精神向导，但共和二年（1794年7月）热月政变后局势就不同了，一切已颠倒，快得像幻觉。各地雅各宾俱乐部关闭，雅各宾派成了“恐怖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进牢房，有的上断头台，他们的敌人从监狱里光明正大地出来，不久前东躲西藏的嫌疑犯也自由了，而那些以暴力捍卫革命的人日夜提心吊胆，他们曾因对旧制度的愤恨破坏它的地基，此时风向变了，他们不知如何才能避免无妄之灾。
此时的法国要面对两个困难：在民族精神上，它像个历经磨难的疯子，“几番放血、淋浴和挨饿，病是治好了，但身体虚弱”[221]；在私人生活里，劫后余生，人的心里只有百无聊赖的希望，亢奋却无力，高贵的政治理想不再为人惦记，巴黎到处是舞厅，“上断头台的人的儿子与杀他父亲的人的女儿跳起了舞”，那些财富新贵“乐到发狂，乐到浑身打战，像在坟堆上跳舞”[222]。在反对恐怖、要求惩罚恐怖分子的诉求中，死去的马拉受到粗暴对待，卡鲁塞尔（Carrousel）广场的马拉纪念碑被拆除，保守派的民众将之踩在脚下，辱骂他，“为告别恐怖政治而高兴，又为在恐怖时代所受的惊吓而懊恼，总之心情复杂”[223]。在巴黎的剧院里，罗伯斯庇尔的角色一上台，观众立刻辱骂他。卢梭的历史命运逆转，之前他是革命精神之父，而民众在激进时代忍受的是邪恶、腐化与不道德，就指责他的坏影响，“正义的复仇推倒了在盲目感谢中为他竖立的纪念碑”[224]。卢梭偶像化的进程瞬间终止，对他的理解回归革命前的状态，根据他的作品和性情重新认识他。这不意味着法国人会有共识，恐怖时代后扰乱的因素更多。关于革命是否终结，民众多分歧，有人说革命已结束，有人说革命还未到来。以为革命未到来的是希望根除旧制度，以为革命结束的或是厌倦于暴力，要恢复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