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是制度之恶的表演者，福柯是现代秘密的观察家，他们都是在实践中、而非在书房里寻找知识。在现代启蒙解释学里，萨德是道德怪物、恶的象征，而福柯拉开了幕布，发现了他的革命性，一个阐释恶的历史人格，阐释旧制度知识和伦理体系破碎的人格。在福柯的作品里，他不是长篇大论的主角，而是一个在破碎感里跳动的精灵，时隐时现，每次出现都预示着时代精神的转折。在《古典时代疯狂史》里，他代表的是非理性，一个颠覆风俗的自然人；在《词与物》里，他是古典话语体系的终点。福柯承认放荡的思想意义，它能推翻表象世界，却将萨德塑造为并非绝对自由的人格，“放荡有放荡的秩序，萨德服从这些秩序，生活于秩序里”[486]。福柯在无所顾忌的反叛里发现了规则，这会削弱萨德的雄心。逃不掉的秩序感是自由的生命在现代制度下的心结，福柯有这样的体验，所以不排除他将之转移到萨德身上。对于一个已超越制度，又反身取笑制度，在狡猾的面容后散发着神秘感的人，秩序是乌有的辞令。
晚年的萨德似乎已安生，心灵也有了归宿，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法国是我的出生地、革命摇篮，是我最了解的国度，我越来越喜爱它，我一生与法国人相处，明白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风俗。”[487]但除旧布新的热情之外难掩孤寂与凄凉，“一介文人，今天为这一派摇旗，明天为那一派呐喊，观点时有变动，对我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488]。1794年7月，他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与共和国敌人通信”，包括两条指控：1791年与皇家卫队的负责人有联系；他在各方面是最不道德的人，不配生活在这个社会。临刑前验明正身时，五人被遗漏，其中就有萨德，他逃脱一死。那是法国历史上的谜，相关的猜测是革命时代“监狱太多”，或“档案管理混乱”[489]。罗伯斯庇尔倒台后，他离开了皮克普收容所，但拿破仑厌恶有伤风化的作品，他先后被关押在圣派拉瑞监狱、比塞特医院和夏朗东收容所，法国人视之为精神病人，或思想异端。1804年8月12日，他致信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时任警察部长，一个臭名昭著的政治表演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