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一次为自由加冕，独裁者再不能夺取……很快，一部普度众生的宪法会以幸福取代不安，在邪恶与奴役压迫下的法国人会萌生共和热情，足以让君主颤抖……各省代表拜倒在国家祭坛下，发誓要自由地生，自由地死。[474]
此时的萨德兼具史学家和革命家的才华，而且有历史正义感。关于启蒙哲学和革命暴力的作用，他因独特的境遇而有不同视野。断头台每天都有动作，但只能处死杀人犯，不能减少犯罪，为此他公开质询1793年9月17日《嫌疑犯法令》（Loi des suspects）的合法性，这是革命恐怖政策的依据。他呼吁废除死刑，降低法律的严酷性，尽可能的温和，所有人努力遵守，改良风俗，避免在教育里掺杂宗教寓言：
没有宗教，我们制定的法律有何用？我们需要宗教，但得是为共和人格准备的、有别于罗马的权力宗教。近一个世纪，我们确信宗教要依托于道德，而非道德依托于宗教，宗教要与风俗相关。[475]
1803年，他被囚于夏朗东收容所时又有了一个写作计划：德维尔（Delville），一个道德败坏的男人，泰奥多丽（Théodorine），一个腐化堕落的女人，图谋陷害天真的少女克莱芒斯（Clémence），与《美德的不幸》相似，仍是善良人受伤害的主题。[476]1815年，萨德完成《政治对话》（Dialogues politiques），“自法国的麻烦事开端后，我尚有时间思考所见所闻，我想探寻眼前事的根源、政治体制的根源，这样的研究能说明我们不幸的首要原因，如何避免，如何将法国建立于牢固的基础上”[477]。其中有一个辩论场景，双方难分伯仲：保皇派要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因为那是美德政治、贤人政治；而雅各宾派选举波拿巴，尊重人民意愿，取缔王权遗存。对话中有革命之乱的道理，文人政治干扰了时代思想，人人希望变革社会，实践方式与革命目标却是混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