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在每日有空袭可能的情形之下，打了一个大雷，街上一位老太太吓得抖颤，四处找地下室。一个卖报童对她说：“老婆婆，不要害怕，是上帝，不是希特勒。”这充分表现了英人犯着恐德病。有了这个病，非拿出铁拳来是不可救药的，中国对日本就是一个方案。
张伯伦的绅士作风，一味怕事，害得老太婆把大雷当作炸弹。这种政治家，在今日情形之下，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应该予以廓清。至于学张伯伦学得只是虚有其表的，自己就是一个怕雷的老太婆，更不待论了。
1940年5月22日
我们的作风
水
有人说，《最后关头》的稿件，讽刺多于批评。这却不是我们并无所知。也可以说，我们正要这样做。因为慷慨陈词，垂涕而道，在善颂善祷之群以外，也还大有人在，似乎用不着这豆腐干大的刊物，再去放那不响的炮。
我们够不上帮忙，又不愿在今日之下帮闲。无已，且在这个“诤”字上做点功夫。中国先哲，讲个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士大夫有诤友。于是诤民也是今日所必须的。诤之道不一，贾谊痛哭是诤，东方朔玩玩笑笑是诤，三苏嬉笑怒骂是诤，二程讲学是诤，甚至柳敬亭说书，顿老弹琵琶，也无非是诤。其出发点则无不同。我们倒不十分菲薄自己，愿在国有诤民之下，做个千百分之一的人。说什么闻者足戒，却不敢必。而言者无罪，是自己相信的。因为我们绝不会有二程夫子讲大学之道的地位，我们就走了柳麻子这条路。此亦孟子所谓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