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科学的春天真正来到了。史学研究领域也呈现日渐繁荣的景象。徐扬杰将他的毕业论文的后半部稍加修改，以题为《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发表于1980年第四期的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和赞誉。
厚积薄发，言必有据，有征必引，征则必信。这是徐扬杰的治学之道和治学之诫。有人曾做过统计，徐扬杰撰写《宋明家族制度史论》所征引的书目和其他参考文献条目之和竟达1747种之多！对于参考文献的引用，他从来就恪守“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原则。这就犹如在堆积如山的含金砂石中拿着放大镜和镊子，分拣出含金的砂粒，再放进坩埚，然后再反复经过高温的提炼，最后才铸就一块闪闪发光的金锭一样。前不久，武汉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在为出版《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一书向徐扬杰约稿时，特地请徐扬杰重点介绍一下他成名的诀窍。徐扬杰终于毫无保守地向青年朋友们公布了他的诀窍：“如果一定要说什么‘诀窍’的话，我倒可以告诉你一个十分灵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通用的诀窍，这就是两个字：勤奋。不管干什么事业，做什么学问，从事哪项专业研究，要取得成就，都需要这个诀窍。从事历史科学研究尤其如此！”当一位青年研究生向他请教，我们应当向哪些历史名家学习时，他毫不含糊地说：“我建议你学吕思勉、唐长孺先生，而不要盲目地去学郭沫若、陈寅恪先生。郭、陈是史学大家，他们之所以在史学领域做出如此大的成就，除了功夫之外，还在于他们有非凡的智慧，确非一般人所能及。而吕、唐却不然，他们除了必备的智慧之外，主要靠用功，靠细心，因而也取得了与郭、陈不相上下的卓越成就。”徐扬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也是他在史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半辈子而终有所获的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