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是这样，在直辖模式下，地方官干得好不如上司印象好，所以做人远比做事重要。而在自治模式下，地方主官工作成绩的好坏直接与他的利益挂钩，他们便必然不会再养闲人。做人做得再好，做事不行的话，在自治模式下也只能失业。由于儒者将七八成的精力都花在了社交上，其本职工作自然很难做好，他的上司就算再怎么对他有好感，也很难容忍这样损害自己利益的下属存在了。”赵训终于理解了赵抗刚才所说的要领，他不得不承认赵抗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如果是地方自治的话，那么功利思想必然抬头，这对强调做人的儒家是很不利的，难怪他们一直要推崇大一统郡县直辖制了。”。说到这里，赵训却突然想到儒生在做事方面也不是一无是处，有些领域做人和做事这两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交集，比如外交。但由于赵训现在还是小心翼翼，一直坚持“多听少说”的原则，这个想法他并没有对赵抗说出来……
“我一直都很看好你，果然是正确的。”赵抗听了一会，终于明显表现出了满意的神情，“当初李斯提出郡县制的确是时代的进步，中央集权制相比分封制度来说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干大事，比如长城、大运河之类的工程，在夏商周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而在秦代，中国的地盘还很有限，连岭南都远未开发，还有大片的土地仍在当地土人手中，在国家不大的情况下，中央集权的缺点并不明显，而优势则更加突出。至于秦朝二代而亡，那是因为别的原因，纯属巧合罢了，郡县制的模式对当时的秦朝还是很合适的。但是后来中国的地盘又大了很多，这个制度就明显不那么合适了。大一统时期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汉代和唐代，都不是纯粹的大一统集权制度，汉代是郡县结合分封制，还有大量处于事实自治下的豪强庄园，而唐代则有大量藩镇自治的存在。与此对比，那些单纯采用大一统郡县直辖制度的，要么是短命的王朝，要么就像当年的大宋一样，连燕云地区都拿不回来，因为大一统郡县直辖之下，离中枢越远的地区，统治成本越是上升得厉害，所以皇朝便缺乏扩张的动力，因为经济上根本是得不偿失啊！而那少数对外战争的理由，则只剩下地缘安全需要，以及可笑的帝王之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