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几个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员林敦奎1956年6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延长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接着，荣孟源在1956年第8期《科学通报》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文章，开宗明义说：“有人说，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我赞成这个意见。”他分析道：“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一十年的历史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叫做中国近代史。假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到目前止作为中国现代史，那么所谓近代史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一半，而现代史却包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个不同性质社会的历史。这样就其科学性来说是不妥当的。……1949年以前，我们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现代史，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近代史，那时中国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按两段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来区分历史是应该的。但在今天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社会性质已经改变，中国革命性质已经改变了，再保守着旧日的样子划分历史阶段就不妥当了。”再接着，李新在为《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所写的前言中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止，这个社会的性质是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因此没有理由把它划分为近代史（1840-1919）和现代史（1919-1949），而应该把它写成一部完整的包括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通史。……为了方便起见，把它称为近代史也是可以的。”显然，李新也是同意中国近代史实际应该包括1840-1949年的历史的。此后，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组织的讨论中，李荣华、赵德馨也同意上述主张。刘大年1959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以及1964年在向外国历史学者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科学时，也持这种观点。刘大年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前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十几年前的‘现代’,已经很快为今天的‘现代’所代替。时至今日，我们再用‘近代’去概括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历史，用‘现代’概括五四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显然是非常不合理了。”范文澜在1956年7月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近代史讲座所作的报告，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时说：“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进行侵略和压迫、国内各阶级在不同的时间上和不同的程度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也就是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他这里用的年限是1840-1949年。第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旧中国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没有进行分期。胡绳有感于此，于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讨论的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记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划分时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到历史观问题，涉及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到对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的认识，以及用什么来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正确的分期，对读者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进行历史主义的教育是有很大意义的。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做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说明，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并且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七个时期。范文澜根据近代中国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以及两个主要矛盾相互转换的矛盾论原理，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他同时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当然有头等重要的进步意义，必须予以详尽的叙述，不过，中国资本主义到底是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对历史上的贡献到底是有限的，它和中国封建主义作斗争，始终没有力量从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到主要的一面，更不用说对帝国主义有什么大的斗争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曾因为有了中国资本主义而变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中国近代史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决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近代史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仅仅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来划分中国近代史的阶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其他学者还提出了其他的分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