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讲微言大义，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司马迁《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明道的观念，几千年来，无论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没有一家没有。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明道的观念，可分两种：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关系，所以物理学很发达；中国人注重人同人的关系，所以事理学很发达。《资治通鉴》便是事理学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来称赞他“读之可以益人神智”。《续资治通鉴》就够不上。关于这一点，现在比从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适用，但仍有效力。从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统，政治环境及行为，没有多大变迁，所以把历史事实作为标准，相差不远。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所求得的事理标准，所以可供后人资鉴，就因这个缘故。现在虽不能说此种标准已无效，也不能说与从前一样有效，只可以说效力灭了许多，各门的条文许多还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