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望、魏叔子都自负“直道”，又都能忍受对方的“直”。或许应当说，“直”并不难，难在使他人能“直于己”。
也如邱维屏的“书诤”叔子，彭士望曾致书伯子之子世杰，对其父颇有批评，说伯子游幕后“养尊处优”，与人交而“习软滑”，“道义久交中，求如二十年前争执诟詈涕泣时，了不可得”（《与魏兴士手简》，《树庐文钞》卷四）。据书札后他本人的附记，伯子得此书简，就“手自圈点”，黏置座右。直到伯子死难三年后，彭氏才偶然得见，泪潸然为之下。曾灿不过少叔子一岁，叔子对于他，却“如严师之于童子”。季子父子斥责曾灿的书札，虽刊刻时隐去了其名，但辞气之峻厉，非常人所能堪（魏世俨《祭妻弟曾嘉初文》，《魏敬士文集》卷六。按季子文集卷八《与友人书》，应即致曾灿者）。曾灿在客中记起友人的斥责，说他并不缺少意气之交，却没有了叔子那样能施以“绳纠”的朋友（《钱塘江梦魏凝叔二首》，《六松堂诗文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