龃龉不相投，两人都是受害者。原本乐观的休谟察觉到生活中的阴暗，“一片弥漫着冷漠、无知与迷信的荒漠，一个蒙昧愚钝的世界”[88]。在1776年的《自传》里，他刻意回避这场争论，也未提及卢梭：“1766年年初，我离开巴黎，夏天在爱丁堡，去那里的意图和先前一样，找地方隐居。”[89]卢梭受影响更大，无论言行举止、思想风格，还是对社会的态度。自1766年5月，他沉默不语，要从街谈巷议和报纸新闻中消失，最后更名换姓，与外界断绝来往，发誓不再写信。[90]但面对无端的质疑，他又不得不写：1766年3月23封，4月16封，5月12封，6月8封，7月7封，8月18封，9月13封，10月5封，11月15封，12月13封；1767年1月16封，2月28封，3月15封。他的病时轻时重，待遇不公引起的愤懑不平，理想受挫后的抑郁感在心中积累，人身安全有保障，内心却孤独，羞涩的性情在不信任的交往中四处碰壁。1766年8月，卢梭忆及英国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