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尽管面临着科学等新思潮的冲击，但很多宗教界的有识之士都是怀着上述信念积极地维护本教、发展本教，并积极参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活动，使民国宗教呈现出明显的“入世达变”倾向。
佛教人士入世的目的，按他们自己的话讲，是“住持现代佛教，建立现代佛学，化导现代社会”。为此他们在行动上努力革新振兴佛教：改教制、组团体、辨佛徒、建学校，并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思想上认真学习、研究西学新学，努力使佛学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接轨，化解新思潮对佛学的冲击，减轻其对佛学生存的威胁。他们认识到“除自集团体，自谋增进，自图发展外，绝无振兴整理之希望”[2]。他们呼吁：“不可忽略了时间与空间变迁重要性”，“不可违背了时代历史”，“不生存便是毁灭”[3]。为说明佛教入世的正确性，佛界人士还撰文反驳佛教是出世的传统认识。
伊斯兰教的入世，虽不像佛教那样反复强调其入世的明确远大的目标，但也是为了生存发展。伊斯兰界有“促进回民社会的现代化”之说，并成立了中国伊斯兰青年会等组织，但伊斯兰教人士一直特别重视的入世活动是发展伊斯兰教教育以及“提倡生产”。因为在当时的伊斯兰教有识之士看来，“救愚救贫”是伊斯兰教面临的两大重要问题。他们指出多数教徒“虽多能诵古兰经，然仅能讽诵耳，不知其义也”。这就需要施以正规的伊斯兰教教育，改正其“争教不争国”、“今世是汉人的，后世是穆民的”等错误观念，发挥回民团结、勤劳、勇敢等美德，积极参与社会工作。而提倡生产可以解决教徒生活困难、教会资金不足、教育经费缺乏等问题。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应“以发展教育为救愚之根本，而以提倡生产为济贫之良方”，这样才能争取回民利益，提高伊斯兰教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