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各种征募所得无几。两淮盐场为南京临时政府所控制，本可提供大宗盐税收入，但因战争影响，淮盐收入锐减，又因当时兼任两淮盐政总理的张謇加以阻挠，认为“无论军饷若何紧急，不可于盐价商本内有丝毫挪移”，“所收盐税已经指抵洋债者……千万不可擅行挪用，以免起外交困难问题”，使临时政府所得淮盐税款不及正常年份的1/10，约合银圆140万元（其中30万元转给沪军都督，实际为110万元）。南京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没收伪官财产和海外筹饷募款等应急措施，也是所得无多。例如，临时政府接收江南造币厂，未得赢利，江苏都督反而禀称该厂岁出所需至少不敷银400万至500万两，要求财政部每月拨给补助费银30万两，财政总长陈锦涛颇感为难。据《申报》载，浙江军政府宣布没收效忠清廷的直隶总督陈夔龙在浙江的家产，并通知财政部管理，所得仅大屋1所、田地100余亩、存洋25975元。海外华侨捐款助饷虽然踊跃，但数目极为有限。例如，加拿大域多利（今译“维多利亚”）华侨捐得唐银23000元，印度尼西亚吧城（今雅加达）中国同盟支会同人集有万元之款，美洲金山致公总堂国民救济局和中华革命军筹饷局收集各埠捐来军饷银4300余元。国内社团、商民捐款也是热情高涨，但数额不大。如，上海女界协赞会劝募军饷得1.5万元，以5000元交沪军都督府，1万元交临时政府财政部。商人张人杰、褚民谊等人集体捐款10万两，报效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还利用私人关系向港商借款18万两，向沪商刘锦藻借款20万元，向广肇潮帮商人借款40多万两，等等。这些费尽心力罗致而来的款项，对于需财孔亟的南京临时政府来说，实无异于杯水车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