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船公司委托船长接待我们。船长五十岁开外，是个山东大汉，满脸歉意，安排我们住宿，并请我俩在一家高档餐厅用餐，席间一再说：巴桑是个好人，他很能干，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船员。他又拿出一张汇款单据给呼德尔看，说：“按出海人的规矩，每个船员都会留下遗嘱，遵照巴桑先生的遗愿，我们已经把他的抚恤金和保险金汇给了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杉蔻女士，至于他的所有安葬费都由我公司负责。”谈到这些，我自觉地回避，到室外去吸烟。那天夜里，呼德尔和船长聊到很晚，直到餐厅打烊。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殡仪馆的停尸间里见到死者，他身边摆满鲜花，身上覆盖着白色蒙布（上边银光闪闪，似乎沾有零星的鱼鳞）。几个殡仪人员把死者抬起，放进我面包车的冷冻箱里，令人诧异的是，这具尸体好像没有下肢。此时呼德尔已与船长握手道别，大个子船长一直目送我们离开，直到望不见为止。
说实话，那趟差我接单时就有点打怵。按我们那儿的民间说法，溺水而死的人阴魂不散，又湿又重，一般跑长途的司机不会拉运这样的尸体，它随时能压垮你的车子，或者拖拽你的车轮。瞧，麻烦事说来就来了，先是天公不作美，昨晚，辽东半岛突降十年一遇的大雪，高速公路封路。奔丧不能停留，我干脆走乡村公路，那会儿还没时兴导航，只能边问路边行车。厚厚的积雪被车辆蹚得泥泞不堪，车轮不时打滑，我把紧方向盘，这种路况只能以四十迈的速度行驶，又不宜播放音乐，无聊透顶，唯一能消磨时光的，就是和同行人闲聊。呼德尔看起来情绪不佳，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遥望窗外的远方，似乎还沉浸在失去亲友的哀恸之中，我和他搭了好几次话，他才肯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