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宗旨既非，焉有信史”。国粹派认为，史学虽为天下的公器，但它真能著为信史，裨益群体，却赖史家有“公权”，即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泰西各国人有作史之权……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重，动关全族”[22]。故其史为群史，非一姓一家所私有。同时，惟其如此，史家多能出以公心，其史为信史。在中国则不同，秦以降，暴君独夫接踵后世，禁网日密，公权尽失。史既为帝王一家私有物，史必无公心，“宗旨既非，焉有信史”[23]？这又表现为二：一是史家不敢“有放直笔以触文网”。司马迁、班固以下，“后之史职者，惟言其谀佞，舍铺张虚美盛德大业之外无文字”[24]。“文君其君，但纪美谈，引避口实，揄扬雍容”。但同样对于君主，情况又有不同。凡本朝应运，“君皆圣明”，而前代末造，必尽“昏君”。总之，史臣誉者益誉，毁者益毁，无非曲笔求容，并无实事求是之心[25]；二是史家有意曲笔以取利。例如，“固受金而寿求米”，都无非挟其奇纵傀逸之才，而为“褒贬过情之论”。同样，欧阳修作《五代史》，不为辅通立传，意存曲古讳今。班固、陈寿诸人古称良史，尚非“当于史义而无媿者”，遑论其他[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