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重要书籍是1975年在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编年记》。[9]《编年记》竹简共53支，逐年记载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的战争等大事，同时，记录墓主的生平等事项。《编年记》的每条记述都很简单，有时还列年而不记事，体例与《春秋》相近，可以看出早期史书的编年记事方式的大致状况。此书采取国史与家史结合的形式，将国家大事与个人生平记录在一起，很值得注意。由此可见，春秋时世卿设官修史之制，秦统一后仍得到保留。与《编年记》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法律及其他文书，喜在秦始皇时曾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等与法律有关的职务，可知以吏为师的做法，在焚书之前就已成为秦的重要文化政策。
二、秦始皇的史学政策
秦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后，树立法家思想权威，实行全面专制统治。秦始皇看到了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为适应建立、巩固大一统政权的需要，在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统一举措的同时，也采取了思想文化上的统制措施，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政策，要求将文字和伦理行为统一起来。这个政策具有两重性的效果：一方面，它顺应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历史趋势，促进了具有大一统特色的秦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为两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格局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文化高压政策引起人们普遍不满，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强秦暴亡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