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部分知识分子竭力鼓吹促成国共两党的妥协，要求停止“剿共”战争的呼声渐渐形成一种不小的声势。鉴于“剿共”战争“事实上牵制数十万军队，使不能北来守土”，因此各界人士也日渐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于抵抗日寇的极大危害，把国共内战排除在外的“废止内战大同盟”中也有人公然提出了《请政府容共废战以收复东北案》。而一些报纸记者固然不敢公开主张“容共”，却也拐弯抹角地要求南京政府“开放党禁”，试图先创造一个使共产党能够“不以武装暴动为手段”生存的政治前提。他们的理由很明白，即“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在民族生存竞争上，不能谈妥协，同族的主义竞争上，尽可谈妥协”。因此，他们认为南京政府应“停止‘赤匪’‘共匪’这一切名词，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因为“彼共党者，亦中国人也，操纵其间者，亦多属知识分子也”，只要有人沟通意见，未必不可以“开辟交涉之路”。但是，到1933年春，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在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初步得手，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业已开始制订，蒋介石正在沾沾自喜之中，他当然不会理睬任何停止“剿共”的意见。4月10日，蒋介石针对喧嚣一时的废止内战的呼声，在南昌公开发表谈话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蒋介石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南京政府必欲坚持“剿共”战争的决心，从而使得中间派知识分子谋求停止“剿共”内战的努力迅速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