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夫特接着在书中说：“我接到信后首先想到的是，怎么能跟一个无礼的人认真起来呢？我把信放进抽屉里，然后把抽屉锁上。过了两天，我再写回信时，心情已经冷静多了。我信中的语气尽可能地有礼貌。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明白作为一个母亲一定会十分失望的。我的母亲要是处在她的位置上，同样也会失望的。但我并不是有意要使她不快乐，因为任命一个人不能凭我个人的喜好来决定。我必须选择一个有技术条件的人。我还表示，希望他的儿子能在目前的职位上不辜负她的期望。这封信使她的怒气消除了。她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对她前次所写的那封信表示抱歉。
但是，我送出去的那项任命案并未立刻获得通过。半个月后，我接到了一封由她丈夫签名的信。信的笔迹却同那位夫人完全一样。信上说，由于她对这件事感到过度的失望，导致神经衰弱，病倒在床上，据诊断说是患了胃癌；难道就不能改变一下决定，让她儿子出任，以便使她的身体恢复健康吗？我不得不再写一封回信，这次是写给她丈夫的。我说，我很同情，希望那项诊断是不正确的，希望他的夫人尽早康复。但要撤销决定是不可能的。我所提名的那个人最终获得通过后，我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音乐会，第一个向我致意的就是这对夫妇。他们很不好意思地向我微笑，——虽然那位夫人最近差点儿“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