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黄庭坚同校〈资治通鉴〉札子》我们知道，去年九月十七日的圣旨，是令秘书省正字范祖禹、司马康用副本对《资治通鉴》重行校定；近日又有圣旨，令据已校毕的定本，陆续送国子监镂板。司马光认为《资治通鉴》“卷帙稍多”，而范祖禹此前差充修《神宗皇帝实录》检讨官，有他的本职工作，“虑恐日近，校定不办，有妨镂板”。担心会影响到校定的进度。“臣窃见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即日126《资治通鉴》草稿二在本省，别无职事”。因此司马光请特差黄庭坚，令与范祖禹、司马康共同校定《资治通鉴》，“所贵早得了当”。我们似乎可以读出司马光的焦急，他大概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此事的完成，但终于还是没能够。
当时，秘书少监刘攽等奏：“先与故秘书丞刘恕同编修《资治通鉴》，恕于此书立功最多；及此书成，编修属官皆蒙甄录，惟恕身亡，其家独未沾恩，子孙并无人食禄。请援黄鉴、梅尧臣例，除一子官。”意思是说司马光的助手中间，刘恕对《资治通鉴》的贡献最大，但不幸早亡，没有得到任何褒奖，请录刘恕一个儿子为官。主编司马光接着也为刘恕奏请。七月初六日，准许刘恕一个儿子为官，官阶为郊社斋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