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这话，他的目光骤然暗淡下来。
“堂居蒂埃·菲兰代引起了在西班牙实行暴政的那帮人的怀疑。”蕾奥娜说，“那时我们常坐船到海上兜风。有一天在外海碰到一条法国小帆船，我男人便对我说：‘上这条船吧，顾不上卡塔热纳的财产了。’我们就这样出来了。我男人仍然相当有钱，他在波尔多盘下一家大商号，重新做起生意来。不过我们还是深居简出。他不同意我对法国社会的看法，尤其是近一年来，他借口政治形势紧张，他得小心行事，不能和自由党人见面，使我也没出过几次门。我烦闷死了。我男人十分可敬，最慷慨大方，但他什么人都不相信，把什么事都看得很悲观。一个月前，我要他订个包厢看戏，他不幸答应了。他挑了最不精彩的剧目，还怕城里的年轻人看见我，订了一个伸进舞台的边厢。不久前从那不勒斯来了一班演马戏的……啊，先生，你会看不起我了!”
“夫人，”黎也旺回答，“我在专心听你讲哩。不过我也想到我的不幸。永远被你爱的人比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