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进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为孙中山打开了眼界，使其注意到实行别种政治途径的可能性。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苏俄领导人列宁和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从而也预示着未来孙中山实现政治道路转向的可能性。总之，孙中山在此次护法受挫后，虽仍未放弃其护法主张，未放弃经由法制途径解决民国政治问题的方式，但其思想确在发生一定的变化，其原有之激进革命的想法渐趋上升。1919年10月8日，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以“救国之急务”为主题发表演说，明言“救国的办法有二：一是维持现状，一是根本解决。”所谓“维持现状”，就是维持旧国会，但如其不能达到，则只有“根本解决”，即“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府，完完全全扫干净它，免致它再出来捣乱，出来作恶，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还好得多。”他坦言：“民国元年那一班革命党人，以为把满清政府推倒，就算革命成功了。这就是没有根本解决的觉悟，所以闹成今日这样田地，其实革命仅做了一半功夫，还没有大成功。”当然这其中应该也包括他本人当年的“觉悟”不够。可以说，民国的政治环境催生了孙中山“根本解决”的想法，只是需要有适当的机遇和条件，有主客观环境的结合，方可使其由思想变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