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完自己的近况，他会问我又写了什么。
我说：“在写一点作家论，就像您总想避免沾上‘学院气’，我也总想避免沾染‘文坛气’。”
他说：“不沾染文坛气，又要做批评，那是免不了得罪人的。”
我说：“得罪人倒没什么，可投入赤诚若只落个得罪人，就毫无价值。几乎没有圈子外的好读者愿意读批评文章——因为没有什么让他们牵挂的作品，使他们关心对这作品的评论，这才是文学批评的可悲之处。”
“何必看着别人写不好，在那儿干搓手呢？”他说，“重要问题也不可能透过对次要作品的批评，得到深刻的探讨。创作是创造生命，是在生活，批评嘛，毕竟是二手生活，还是创作吧。”
“我会的，只是现在觉得还没有被充满。”我说。
后来，我真的放下文学批评，心无旁骛地写话剧了。2016年3月底，我编剧的《大先生》几经辗转，在北京首演，遂邀请任老师和师母来国话剧场看戏。舞台是一把巨大的血红座椅，椅上顶天立地地放着一个巨人半身像，像的头是空的，里面也有一把血红椅子。戏剧起始，穿长衫的鲁迅在弥留之际，被地狱使者换上白衬衫牛仔裤，扔到巨椅上。整部剧就是鲁迅的临终意识流。剧场效果让任老师大为感奋，给我打来长长的电话。他对编剧和导演的意图一览无余，我蓦地感到，在他的注视下，我和导演、演员的一切付出都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