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们只打算回答一句话。如果说一国或一省所说的语言是值得关怀的，那么，就还有比这更值得注意研究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穷苦层所说的语言。
这种语言，在法国，举例说，便说了四百多年，说这种语言的不仅是某一个穷苦层，而是整个穷苦层，在人类中可能存在的整个穷苦层。
并且，我们要强调，对社会的畸形和残疾进行研究，它揭示出以便加以医治，这种工作是绝不能单凭个人好恶而加以选择或放弃的。研究习俗和思想的历史学家的任务的严肃性决不在研究大事的历史学家之下。后者所研究的是文明的表层、王冠的争夺、王子的出生、国君的婚姻、战争、会议、著名的大人物、阳光下的兴衰变革，一切外表的东西；而另一种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内容、实质、劳动、苦难、期待着的人民、被压迫的妇女、中的儿童、人与人的暗斗、隐秘的暴行、成见、公开的不平等待遇、法律的暗中反击、心灵的秘密演变、群众的隐微震颤、饿到快死的人、赤脚露臂的无依靠的人、孤儿孤女、穷愁潦倒蒙羞受辱的人和在黑暗中流浪的一切游魂野鬼。他应怀着满腔怜悯心，同时以严肃的态度下到那些进不去的坑窟里，象同胞兄弟和法官似的去接近那些在那里横七竖八搅作一团的人、流血的人和动武的人、哭泣的人和咒骂的人、挨饿的人和大嚼的人、吞声忍泪和为非作歹的人。难道这些观察人们心灵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比不上那些研究外部事物的历史学家吗？谁能认为但丁要说的东西比马基雅弗利少些呢？文明的底蕴是不是因为比较深奥、比较幽暗便不及表相那么重要呢？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山洞时，我们能说已经认清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