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共和国的风俗与哈贝马斯的理论有诸多契合处，但是否有相悖的地方？现代政治理念在法国革命前已萌芽，但旧官僚缺乏远见，不思妥协，代表型公共领域没有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取代。1775年，马勒泽尔布向国王呈交《劝谏书》（Rémontrances）：“在法国，建立公共秩序，就要将一切案例公开化，让公众旁听，将报告印发给公众，由其作证，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328]现实可不是这样，当时有三个震惊一时的案件——卡拉案、西尔凡案、达米安刺杀国王案，旧制度将行刑过程赋予了过多的表演性，极力维持代表型公共领域的炫耀式传统，向民众说明对抗权力体系要付出的代价，而后代人从中看到的是旧制度的固执、独断与粗暴。
图卢兹的新教徒让·卡拉（Jean Calas）一直以来经商持家，他的儿子马克（Marc-Antoine）也信奉新教。新教徒难以入读大学，马克不愿继承父亲的职业，无所事事，性情悲观，1761年10月13日，马克在家中悬梁自尽。很快有传言说，他是被父母害死的，因其想改宗旧教。卡拉一家极力澄清，马克的家庭教师珍妮（Jeanne Vigneire）证明其是自杀，可是10月14日三名外科医生（J.-P. Latour，J.A. Peyronnel，J.-P. Lamarque）的解剖报告对于死因含糊其词，“有可能是自杀，有可能是他杀”[329]。次日，拉马克（Lamarque）又提交解剖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