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政治身份的基础包括公正的法律、健全的制度、独立的私人空间、相互信任的公共交往、情感与理智的平衡，以及具有道德关怀的医疗体系。18世纪的法国，很少人有独立身份，权力说教和道德说教不断地否定个体的政治实践力。制度缺陷之外，疾病也会消解人的身份，落后的医学将病人推向道德评判领域，他的人格备受质疑，而流言喜欢这样的人格，怎么说都有人信，若遇到驳斥，它的形体更庞大，嗓门更嘹亮，受流言中伤的人开始变形，情感与理性各自走向极端。
青年卢梭在文学共和国里谋生，功成名就后在生命意义和政治意义上却没有独立的身份。中年卢梭在教权与君权之外寻求自我评判的力量，却因反复的病痛游离于科学、伦理与信仰交错的晦暗地带，像是意见王国里的流浪汉，自己的影子一个又一个，他都不认识，而别人以为那就是他。晚年卢梭要在现代历史意识中维护他的名誉权，不理会同代人的舆论，但他的意图为后代人的猜疑所冲散，寻找母爱的动机被视为心理病态，于是他抗争，他诉说，在孤独中创造了现代性批判的风格。一个人生前不被理解，去世后进入现代意识形态，误解更多。他的健康问题超越了时代医学的解释力，在不完备的医学体系里，寻求确定因果关系的雄心走入迷途，迷信荒诞、道德评价趁机蛊惑，病人的处境更糟。现代医学能够诊断紫质症，患者不再受非议，不再背负伦理的重担，而是躺在床上接受治疗，反复发作的病痛不再有末日审判的寓意，病人的精神却在科学面前沉寂，那个神秘的思想空间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