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卢梭研究素来有英美与欧陆之分，英国人罗素说“希特勒是卢梭的结果”，该论断的背景是极权主义批判。罗素沿袭了伯克的观念，将法国人破坏传统的狂热归咎于卢梭，但罗素是否想过：革命派认同的为什么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或孟德斯鸠？法国人敬仰的难道就是卢梭，而不是卢梭的影子？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偏于道德评价，他发现《忏悔录》的作者表面坦率，内心狡诈，他抱怨病痛，是为博取同情，文辞间是压倒一切的利己主义，他的健康不像他所描绘的那么糟。那么，卢梭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如何摆脱政治情感对研究者的不当影响？
卢梭在英国一度很受欢迎，读者对之既好奇，又喜爱，还有几分同情，但1766年休谟卢梭之争后，他们的看法转向负面。这场争论因何而起，与现代早期舆论的缺陷有没有关系？法国革命时代，这场争论为什么被视为英国人贬低法国的阴谋？逃亡路上，境遇艰难，身心问题如何影响了《忏悔录》的写作？1766年对于卢梭是终点，又是起点，之前的经历汇集于此，被他的情感引爆，他的新生开始了。所以，本书定题为“一七六六年的卢梭”，关乎一个人生前身后的命运，是旧制度、启蒙与革命年代的风俗画，又是法国现代政治意识走向混乱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