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打碎旧制度之际流行的是解释性的话语体系，其中有寻找新生、与故往决裂的诉求。但政治动荡无从赋予个体以确定的身份，人心越乱，变革的愿望越强烈，卢梭的形象越偏离生命意义。生前他是孤独者，戚戚无所依，革命时代是受人仰慕的精神领袖，革命后，各类政治意识（民主、自由、平等、专制）从他的思想中寻找政治现代化的方案，却难以形成有实践力的共识，他的形象所以多变：美德之士、自然之子、无耻的疯子、有理性的疯子，心理病态、神经官能症、或源于尿道炎的智力障碍，狂热的个体主义者、专断的社会主义者、不安分的外国佬、现代社会的立法者、法兰西传统的背叛者，不一而足。这是原告缺席的审判，卢梭承受的是有罪推定，或无罪辩护，由此成就了单向度解释学的风格。
法国革命时代，单向度解释学的语法结构是“卢梭认为……”或“卢梭说……”表面上这是一套夺人耳目的革命话语，实践中却有曲解。卢梭不会在颂扬或诋毁中复活，也不能到场申辩。所以，生命意义上的卢梭在这套解释学里是隐没的，大行其道的是政治化的卢梭、情感化的卢梭，一个停不下来的变形者。若不突破革命话语的控制力，一个观点就此而来：卢梭与卢梭思想解释学是一回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卢梭研究的背景不同于以往，在现代性批判的潮流中，启蒙时代的冷漠与利己主义为人揭露，理性、乐观、进步、求真不再是法国启蒙精神的指代。犹太人和法国人的质疑最激烈，霍克海默（M. Horkheimer）、阿多诺（T. Adorno）将启蒙后的世界看作“巨型的监狱”，福柯严厉批评理性与权力的隐秘关系，“启蒙的每个进步也许是迈向黑暗的又一步”。此时，卢梭的意义在于，他为什么批判现代文明？现代性批判将怒气抛向启蒙，但它是否考虑过：与旧观念相比，启蒙如何革新了法国旧制度？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启蒙风格不同，卢梭在多大意义上能代表启蒙的普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