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言曾辑《词选》一书，阐发他的词作主张。他提倡风、骚传统，主张词要运用比兴寄托手法，要求“缘情造端，感物而发”，反对专事雕琢词句。所著《茗柯词》46首，朴实自然，凝练纯净，别具特色。如［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歌》（其一）：
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招呼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生平事，天付与，且婆娑，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看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
张惠言之后，周济著《词辨》，编《宋四家词选》，选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四家，继承张氏之说并加以推广，提出作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使常州派的影响日重。到了晚清时期，常州派成为垄断词坛的一大流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州派的弊病也日益明显，由于过分讲求比兴之法，愈追求比兴愈使词意曲折隐晦，把词的创作引上迷语化的歧路，使得词作晦涩生硬，十分难懂。加之当时考据风盛行，不少词人又是学问家，学问越大，知道的典故也就越多，于是就在词中大量用典来显示学问，这样的词作一般人根本无法看懂，严重影响到词的发展。
第二节　芬芳的散文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