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会为了调和山东乡村建设派与中山大学派“建设”之争，专门在《社友通讯》《教育与民众》上组织文章，为两派调和。“本社本届年会之讨论中心，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关于本案的提案，当时计收到四组。其中庄泽宣、崔载阳、古楳三先生所拟的一组，从表面看来，似与其他三组之含义，略有不同”，该刊邀请一些人士，对该问题进行讨论。[78]社友唐现之是其中一个代表。
日前接到步霞兄来信，说是《社友通讯》拟出一年会专号，叫我写点东西。……我匆匆忙忙从广西赶到济南，已是八月廿四日下午七时了。当时没有见到一个社友。开会的情形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次日早上，见到步霞兄，他说：“你来得正好，今天要讨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而广东一组的人——庄、崔、古三人一个都没有来，你可以代表他们发发言，因为你们都是在一气的。免得只有梁先生一个人说话，而没有对手。”他说了这一些话，我完全莫名其妙，我便问同我一同闲走着的效春兄，他才告知我是一回什么事。摇铃开会了，梁先生演讲他对这案的意见，我一面听，一面在席上看各组对于本案的意见。……我仔细看了一看，觉得他们三人的意见，与梁先生的主张并没有互相抵触之处。在表面看来，一方主张“建设”，一方不赞同“建设”，似乎是互相水火，绝不相容的。其实他们双方的见解都是一致的，我看不出他们双方的冲突。不过所差者，亦有两点：第一点是各人所讲的“建设”不同，试看庄、崔、古三人的提案中在建设二字外加了一个括弧便知道了。他们所不赞同的是年来这种时髦的建设，而不是不赞同梁先生所说的建设。他们在第八条上明明主张设立如邹平一类的机关。第二点是梁先生的见解深一层，认为只有消极的办法不是一个办法，须得有积极的建设，以“开动其生发进步之机，使地方向荣，农村兴起”。他所主张的乡村建设，决不是卤莽灭裂，生吞活剥，扰乱地方，破坏生活的办法。[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