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宪”的基础是进行各项选举，1947年下半年要办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各地方参议会的选举。就一般意义而言，中国地域辽阔，经济不够发达，交通不便，短期内办理如此之多的选举，资源与技术条件确实不够。具体表现在：选举前并无确切的人口统计，选民人数难以确定；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准较低，文盲众多，加以社会动荡，生活不安，选民投票意愿不高；以往甚少举行选举，缺乏经验，技术条件不足；东北、华北的多数省份处于战区，根本无法办理，只能指定代表；国民党长期执政，独占政权，中共和民盟被排除在外，国民党在选举中没有真正有力的竞争者。但对国民党而言，这些并不是难题，因为办理选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民主”而非真正实行民主。真正使国民党感到难办的问题，一是如何协调党内竞争，二是如何与青年党和民社党协议代表名额的分配。
由于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地位，所谓竞选，基本就是国民党的党内竞争。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曾就选举提出指导方针，强调必须由党提名，不能自由竞选，但选举必须公开。为此，国民党中央确定竞选的基本方针是：党内相互竞选只在提名阶段行之，一俟候选人决定，不得再有自相竞争言行；候选人必须由党提名登记，本党党员必须投本党候选人之票，违者将受处罚。但是，不能“自由竞选”与“公开选举”本身即不无矛盾，不少有心参选的国民党人对不能“自由竞选”非常不满，便借“公开选举”为由自行其是；国民党各派系和各地方集团均企图争取在选举中获得更多席次，不满竞选事务由CC系控制。结果，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上下为选举牵扯了众多精力，并因选举结果的“公平”与否而矛盾四起，甚至影响到对行宪国大副总统一职的激烈竞争。其实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所谓民意代表并无多少实际的权力，可是国民党内部居然为此在竞选中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不顾“戡乱之大局”，说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已经急剧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