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前面提到，阿根廷在1963年到2002年的45年间一共出现16年经济负增长，这主要就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3]。
可见，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而导致的经济增长波动，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很可能会多年连续出现。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宏观经济政策有误，往往与体制改革滞后分不开。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迟迟无法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呢？
说穿了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受利益集团阻挠，这种改革很难开展下去。因为只有维持现状，这些利益集团才能一如既往、不动脑筋地得到既得利益，寻租、投机、贪污受贿。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不是会受到损害，哪管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是不是还会正常发挥作用呢？
例如在拉丁美洲国家，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极力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改革；或者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时，会把这种改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必须改革的拖延着改。从而使得体制改革的效用大打折扣，甚至消弥于无形之中。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怎么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