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假若焦虑与罪疚感是我们分析工作的必要诉求，我们何不在一开始便将它们纳入考虑因素，予以习惯性地运用呢？
我自己始终如是履行，而且我发现，若一个技术能将在儿童身上尤其强烈，且较成人更鲜明、更容易掌握的大量焦虑与罪疚感列入考虑，并以其进行分析工作，绝对可让我完全放心。
安娜·弗洛伊德指出（第34页），在进行分析工作时，我不应该因小孩子对我表现出敌意或焦躁的态度，就立即做出负向移情现象的结论，因为“一个幼儿与母亲的关系愈平淡，其对陌生人表现出的友善冲动便愈少”。像她这样以小婴孩对于所有陌生事物的阻抗态度作为比较的基准，我不认为是恰当的。我们对小婴儿所知甚少，但我们可以从对一个小孩的早期分析中，认识到许多关于心智发展的问题。例如在三岁小孩身上，我们看到充满严重爱恨交织的精神官能症小孩，才会对陌生人感到害怕或憎恨。我的种种经验，足以证实我的信念无误。假使我将这种反感行为解释为焦虑与负向的移情感情，并与孩童在同时间所发展出的素材做连结，将其回溯至原始客体（即母亲），便会观察到焦虑有减缓的现象。这个状况在更为正向的移情中萌生得更早，且会伴随活力十足的游戏出现。较年长的儿童情形亦颇为类似，只是在细节上有所差别而已。当然，我这方法的施行前提是：在一开始便要求自己兼顾正向与负向的移情，并且朝向俄狄浦斯情境中追溯其源头。这两项方法完全符合分析原则，但安娜·弗洛伊德却基于某种不明的理由，对它们不理不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