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令增订仪注，请自京差道士威仪，迎玉皇、圣祖备道门幢节、扇拂，太祖、太宗以殿中伞扇。发日，设黄麾二千五百人，太常鼓吹四百人。［33］
宋廷还屡次加封春秋时“托孤救赵”之忠臣义士。仍然是庇护皇室血胤，强化中央集权之把戏耳。《宋史·吉礼八》：
初，绍兴二年，驾部员外郎李愿奏：“程婴、公孙杵臼于赵最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岁时奉祀，其后皇嗣众多。今庙宇隔绝，祭亦弗举，宜于行在所设位望祭。”从之。十一年，中书舍人朱翌言：“谨按晋国屠岸贾之乱，韩厥正言以拒之，而婴、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赵武，而赵祀不绝，厥之功也。宜载之祀典，与婴、杵臼并享春秋之祀，亦足为忠义无穷之劝。”礼寺亦言：“崇宁间已封厥义成侯，今宜依旧立祚德庙致祭。”十六年，加婴忠节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义成侯。后改封婴疆济公，杵臼英略公，厥启侑公，升为中祀。［34］
事实上，当年“救孤存赵”之地究在何地，一直存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和盂县（今属山西阳泉）的争议。约与洪迈质疑的同时，金大定十二年（1172）做过盂县县令的智楫曾为藏山撰写过《神泉里藏山庙记》碑文，其中已提及当时的赵氏于藏山“岁岁血祭，远近归祷”的情况。至今盂县还保存九座祭祀赵武（即“赵氏孤儿”）的庙宇。雍正十二年（1734）纂辑之《山西通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