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是心志的外在表现，又是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当人们用诗还不能充分表达内心的志、情时，便要歌咏、舞蹈。这种理论是对最初诗、乐、舞三者不分的理论总结。
第二，《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在音乐和诗的内容里反映出来。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感鬼神，莫近于诗”。这显然受到吴公子季札观乐后所发的一通议论的影响[30]，而进一步指出政治、道德、风俗与音乐诗歌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后来刘勰正是根据这一理论，阐述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道理。[31]
第三，在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上，《毛诗序》提出了“六义”说，即“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是根据《周礼》中“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提出来的。《毛诗序》根据儒家文艺理论，从教化的角度对风、雅、颂进行了阐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根据后来学者，如孔颖达、朱熹等的阐述，风、雅、颂为诗的种类，赋、比、兴为作诗的方法。《毛诗序》重视对前者的理论阐述而忽视对后者的理论阐述，说明当时诗歌创作在技巧与方法上还未达到完全纯熟，理论总结尚为时过早。之后，刘勰《文心雕龙·比兴》、钟嵘《诗品序》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深入多了。后来的作家，如陈子昂、李白、白居易等人，更从不同的方面对此做了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