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8—1782年，卢梭的形象一天比一天生辉，“生前，曲折的命运让他蒙羞，而去世后一切颠倒了”[129]。他不再是疯癫无常的下层文人，或来自日内瓦的流浪汉，而是关怀社会福祉的思想家，敢于丢弃陈词滥调，以感性主义培育人的心灵。报刊的持续关注让他始终是公共舆论的主角，有无限美化的可能，当突如其来的革命需要一个领路人的时候，他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节 1782—1789年：阅读潮流与道德争论
卢梭去世后的十余年有一股理解他的热情，但1782年前后不同。之前，谈论的根据是逸事琐闻；1782年5月，《忏悔录》与《漫步遐想录》出版后，对卢梭的理解有了直接证据，批判的声音还在，但已弱化许多。在革命前的动荡里，民众有理解一个故去人物的默契，却偏离生命意义，卢梭愈加抽象为道德符号，开始向英雄、传奇或圣人的方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