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之议论，自理论言之，周亦无以为难。然天下事理，至无穷也。凡事必从根柢上做起，不容丝毫苟且，固是一理。然必先撑持目前，根柢上事，乃可徐图，亦是一理。（如谓产当公不当私，岂非正论。然专将目前社会破坏，共产之蕲望，岂遂得达？欲求共产，有时或转不得不扶翼私产矣。世界大同，岂非美事？然欲跻世界于大同，必先自强其国。若效徐偃、宋襄之为，转足为世界和平之累也。）以一人言之，必自己所学，十分到家，乃可出而任事。又必事事照吾主张做去，不容有丝毫委曲，乃得免于枉尺直寻之诮，而其事亦无后灾。固是一理。然如此，则天下将永无可为之日，而吾身亦永无出而任事之时。以天下为己任者，正不容如此其拘。亦是一理。由前之说，则理学家之所以自处；由后之说，则非理学者之所以难理学家也。宋时所谓浙学者即如此。
浙学分永嘉、永康二派。永嘉一派，道源于薛艮斋，而大成于叶正则。与宋时所谓理学者，根本立异。永康一派，道源于吕东莱，变化于其弟子约及陈同甫。其所争者，则以理学家所谓天理，范围太隘，而欲扩而充之也。今略述其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