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杜佑以史学著作“理道”“施政”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并不是他思想上固有的模式，而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杜佑生活在唐中叶的变乱时期。从玄宗后期起，至宪宗末年，朝政的紊乱，朝廷和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藩镇之间的斗争，以及民族间的矛盾、斗争，是这一时期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特征。由于变乱的不断发生，人民流离失所，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则是这一时期经济上的特征。唐中叶变乱的转折关键是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而其影响所及，则终唐之世。然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变乱，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中唐时期，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接踵而至，形成了继唐初之后又一个人才高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政治家如陆贽、李吉甫、裴度，军事家如郭子仪、李晟、李愬，理财家如刘晏、杨炎，思想家和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等。他们大多是一些思想进取、锐意改革的人。他们的言论、行事、著作和作品，大多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特征。杜佑和他的这些同时代人一样，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人，而他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也都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同好或共鸣。史称：理财家刘晏力主“富其国而不劳于民”[31]，“体国安民之心，不可没矣”[32]。政治家陆贽“以天下事为己任”，对“理道”“理兵”“足食”有许多切中时弊的建议，他的“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33]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极大的影响。柳宗元、刘禹锡都是“永贞革新”的积极参加者，这次革新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改革精神是应该肯定的。特别是柳宗元的政论、史论、杂文和其他作品，都贯穿着“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34]的宗旨。白居易在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写道：“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35]白居易的这种文学思想，无疑也是中唐时期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李吉甫当国，史称其“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他撰的《六代略》《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国计簿》和《百司举要》等书，都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点，用他的话说，就是“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36]。清代学者孙星衍说李吉甫主要行事“皆切时政之本务”，所著诸书“悉经世之学”[37]，是很中肯的。上面所举这些事实证明，在唐代中叶，倡导并致力于经世之学者，绝非三两个人而已；经世之学，至少在地主阶级的一些有识之士中，已逐渐形成一种倾向。而杜佑正是这种倾向在史学领域的先驱和突出代表，《通典》一书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史学史上经世史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