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关系重要的，性情奇怪的，旧史不载的，挟嫌诬劳的，本纪简略的，外国的，近代的人物，都有替他作专传的必要。人物专史的对象，大概有此七种。
说到这儿，还要补充几句。有许多人虽然伟大奇特，绝对不应作传。这种人约有两种：
一）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像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仅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不抹杀，亦应怀疑。这种神话人物，不必上古就是近古也有。譬如达摩，佛教的禅宗奉他为开山之祖。但是这个人的有无，还是问题。纵有这个人，他的事业究竟到什么程度，亦令人茫然难以捉摸。无论古人近人，只要带有神话性，都不应替他作传。作起来，亦是渺渺茫茫，无从索解。
二）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作传。比如屈原，人格伟大，但是资料枯窘得很。太史公作《屈原列传》，完全由淮南王安的《离骚序》里面抄出一部分来。传是应该作的，可惜可信的事迹太少了。战国时代的资料本来缺乏，又是文学家，旁的书籍记载很少，本身著作可以见生平事迹的亦不多。对这类人，在文学史上讲他的地位是应该的，不过只可作很短的小传，把史传未载的，付之阙如；有可疑的，作为笔记，以待商榷。若勉强作篇详传，不是徒充篇幅，就是涉及武断，反而失却作传的本意了。又如大画家吴道子，大诗家韦苏州，人物都很伟大，史上无传，按理应该补作。无如吴道子事迹稀少，传说概不足信；韦苏州虽有一时豪侠，饮酒杀人的话，不过诗人口吻，有多方面的解释。这类不作传似乎不好，勉强作传又把史学家忠实性失掉了去。这两种人，有的令人崇拜，有的令人赞赏，有的令人惋惜，本来应该作传，可惜没有资料。假使另有新资料发见。那时又当别论。在史料枯窘状况之下，不能作亦不应作，只好暂时搁下吧。